@唐建光  刘文彩之孙刘小飞,今天带领当年他爷爷家的长工、佃农、丫鬟或其子孙等,以及学者记者数十人,进入刘文彩庄园,一一讲解,证明泥塑收租院及刘文彩欺压剥削农民的故事系编造。为进这当年的家,他得为自己及所有人买门票,园方给予半价优惠,20元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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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飛 我要為爺爺劉文彩正名

如果胸前再用挂绳系上一个牌子,他就更像一个导游了。小挎包,皮凉鞋,黝黑的皮肤和一副眼镜。当然,滔滔不绝的口水和不时冒出的两句脏话,着实让他看起来不像一个65岁的老人。

“他们说,刘文彩在这间屋子里玩女人,玩了七八百个,我听了很自豪。要是那样,我的基因可相当优秀了,不是伟哥,也是猛男……”

按照家谱,他的名字应该是“刘世飞”。只是恰逢山河变色、兵荒马乱,家族文化上的这一点延续遂被斩断,起了个很现代的“刘小飞”。若非如此,以爷爷最喜欢的“幺娃娃”身份,他得到的将绝不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他的爷爷(也就是他口中的刘文彩)生前积聚的财富,包括13所公馆和一万两千多亩田产。其中一所公馆便占地28亩,拥有富丽堂皇的房屋一百多间。家族宗亲包括两个省主席,3个军长,8个师长,15个旅长。

刘氏庄园的义工

甫一开口,“我是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身边很快就拢起一批游客。“平时看不到这个效果,他们互相对一下眼神,跟上他。

“‘西式客厅’和‘中式客厅’,这两个客厅都是骗人的,假货!”他指着公馆入口处最近的两个房间说。

“西式客厅,其实是我们家账房先生薛副官的寝室。中式客厅,其实是四太太梁惠玲的寝室。这个房间更不是这样……这是我的房间!当年,我是我爷爷最喜欢的幺娃娃,谁敢跟我争?”

他不断地走,不断地否定,语调激烈而愤懑。“这对红沙雅石缸,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当年从宜宾公园偷运回来的。刘文彩的两个儿子对我说过,这缸根本就不是我们家的。这张龙床也不是我爷爷的,其实是60年代找人打的,全是假的!”

“原先入口这里摆着一辆福特车,说是我爷爷的。其实根本不是。他们把车摆在这里,是为了掩盖我爷爷修公路的功绩。1992年,大邑县搞过一次民意调查,谁是对大邑贡献最大的人?结果是刘文彩。”

讲完,他领着游客往下一处走,途中经过一口井。“这回他不能说是假的了,怎么都是口井。”背后有人讪笑,他没听见。

刘小飞与爷爷刘文彩共处的时间,其实只有3个月。1949年刘文彩病危,时年3岁的他被父母从成都带回安仁这所公馆。刘文彩捏了捏他的脸,问:这是哪个的娃子?旁人回答:是老二元华的娃娃。

3个月后,刘文彩病逝,山河变色,兵荒马乱,一家人四处离散,安仁的公馆被政府接手。他父亲,刘文彩的次子刘元华是随刘文辉起义的一名川军少校营长,后来做了铁路工人;母亲建国后被内江隆昌县的川庆钻井公司录用为职工。一家人都搬到了隆昌。初中毕业,刘小飞也做了川庆钻井公司的一名工人,直到退休。

在刘文彩被千夫所指的年代,这次背井离乡无疑是全家的一种幸运。

他的堂兄刘晓伟一家无法忍受乡人的歧视逃亡新疆,结果包括两个孩子在内,一家四口一夜间全部被人杀死。此案至今未破。刘小飞年轻时曾在几百人的批斗大会上,跟骂他的人当场厮打起来,几乎被人打死。回忆起当年的血气之勇,他很后怕。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刘小飞开始自费调查刘文彩的生前身后事,造访一个个当年的佃户、长工和邻居。他的“义务解说”,从这一时期开始。他频繁地造访这所博物馆,从来没有买过门票。

而今天的他,正在这所公馆–今天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刘氏庄园博物馆,做义工。每天向游客讲解,情绪激烈,乐此不疲。

水牢变身记

刘文彩这个名字,已经离21世纪的中国很遥远了。

只有上点岁数的人,才知道他是川西赫赫有名的“教父”,大官僚、大商人和大地主。胞弟刘文辉是拥兵自重的军阀、四川省主席,1949年起义,后担任新中国的林业部部长;堂侄刘湘也是大军阀兼抗日将领,国民陆军一级上将。

更多上岁数的人则熟谙刘文彩的另一个身份–新中国建国后塑造的“四大地主”(刘文彩、周扒皮、南霸天、黄世仁)之首。

上世纪60年代,刘文彩的名字和两个政治符号–“水牢”和“收租院”连在一起,不但闻名全国,而且走向世界。一位名叫冷月英的妇女借“水牢”之名,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成都出租车司机老舒已经是第10次以上来刘氏庄园纪念馆,最早一次是1964年。那一年,他刚满12岁,在四川省林业厅子弟小学读书,随全校师生来接受“阶级斗争再教育”,正碰上冷月英的诉苦演说。

“冷月英那讲的,惨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说着说着就哭。”当年的小舒反应是义愤填膺。“说她当年交不起租子,刚生过孩子就被刘文彩关进这个水牢,一连关了7天……”

他思想上的转变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一次开车经过大邑,他又来参观了。“我一看,哟,水牢的解说词儿不一样了,就知道不对劲。”

“水牢”的解说词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1959年在室内安装了囚人的铁笼并放水,对外宣传为‘水牢’。1988年恢复原状(鸦片烟库)。”

如今,这位曾经当过省劳动模范、县政协副主席的妇女仍然歉歉地笑着,在墙上。博物馆对她的介绍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冷月英的‘水牢经历’曾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

刘小飞的回应是:“不要脸!”

同时,他也不明确承认这里是鸦片库。“可能吧……”

曾经在新疆的油田待过7年,他的普通话很标准,各种充满动感的词语不断脱口而出。“当年造出一个‘水牢’,又造了一个‘地牢’,就跟要给女人找个男人一样……”

杜撰的收租院

与刘文彩的名字相连的另一个政治符号,也是刘氏庄园博物馆展览的重头,无疑是四川美术学院几位教师奉命创作于1965年的现代大型群体泥塑《收租院》。

它共分“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怒火”7个部分,形象夸张且泾渭分明。正面角色–那些交租的农民表情或凄苦或义愤,反派角色则个个神色狰狞,如同美国恐怖片中受核污染的变异人类。这组泥塑诞生后,以其夸张的艺术表现力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多次出国展览。

在《收租院》问世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刘家的人缘并不坏。从安仁镇到刘氏庄园博物馆的路上,一位姓王的“摩的”司机便对记者说,刘文彩这人给安仁镇盖了一所学校,也就是今天的安仁中学,还修了水坝,“挺不错的”。并不像《收租院》中描述的那般凶残可怕。

请一个朋友帮自己建了博客之后,刘小飞把近二十年来对刘家历史的考证写成两篇文章,放到博客上:《收租院是怎样编造出来的》、《这样血腥的收租院能称为艺术品吗?》。他的考证无疑得不到官方支持。档案文字一概看不到,他只能去访问那些当事人,做口述历史。

他想要的,是给爷爷乃至整个刘氏家族恢复名誉。但他知道,这不是一次两次上访便能解决。因此,他从来不去上访,而是选择了这种个人宣讲的方式。

“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搞调查,拜访了多少当年我爷爷家的长工、佃户,他们都讲:当年去你家交公粮,桌子上摆着两碗肥肥的肉,8个人到了就吃饭,吃得一嘴都是油。”刘小飞边讲,边鼓动游客们去看他的博客,那上面有他和长工们合影的照片。“结果最后编他妈个X啥子《收租院》哟!”

说到最后一句粗话,他拔高了声调,瞪大眼睛,面色也因愤怒而涨红。游客们面面相觑,显然被吓着了。

他的思想被禁锢在宣传定势里

他年轻时也曾经交过女朋友,待谈婚论嫁时,对方家庭一听是“刘文彩的孙子”,无不避之如洪水猛兽。如今,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为祖先“正名”之中。这已经是他下半生的精神寄托。

为祖先正名的事业,刘氏的其他后人并不像刘小飞一样感兴趣,皆不参与。他多年来往返于隆昌县和安仁镇自费调查,靠的是自己一个月两千多元的退休金。安仁镇一位刘氏家族的后裔允许他住在自己家饭店的二层,免收费用。

同为刘氏家族之后,刘文辉的孙子,《人民中国》首席摄影记者刘世昭有不同看法。“我爷爷当年的确是军阀,也贩鸦片。这都是历史,该承认咱就承认。”

他认为,“正名”这件事急不得。“咱们只能根据历史进程,一步一步地走。”一位中国顶级大学的中文系主任说,自己幼时也看过《收租院》,并因刘氏后人的身份受过排挤。但他很客气地请求记者不要把他的名字写出来。

关于刘文彩的生前身后事,方家早有考证。作家胡平在其著作《战争状态》中的论断为:

“……他(刘文彩)在西康发动种烟,又长期武装贩运鸦片,大量聚敛钱财,以至于川南一带‘十室之中,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客’;还有,他在川南税捐总办任上,税捐项目达150多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这哪一条,给百姓造成的巨痛和祸害,不比一个除了冷月英外再没有找到第二个人关进去的‘水牢’要严重得多呢?”

杂文家鄢烈山则写道:“刘文彩聚敛财富主要靠的是枪杆子和印把子。我看给他定性‘大地主’,是只见果不见因,不仅肤浅,还美化了刘文彩。”

“听他(刘小飞)这样演说,我非常难受。”川庆井下公司的工程师刘涛(化名)说。

刘涛是刘小飞的同事,曾经来过大邑县,亲眼见过刘小飞情绪激动的义务讲解。他回忆:早些年,常有刚毕业的同事打牌输光了生活费,朝刘小飞借钱,无有不允。直到有一次,刘小飞被人借走了一万五千块钱,事后其人不认账。“他这个人比较善良,也很可交。”

“作为朋友,我不反对他的事业(指为刘文彩正名),但我更希望他能把晚年生活过好……你知道,他最后肯定是孤独地死去。”刘涛说,多年来不断有人给刘小飞介绍婚姻,刘小飞都拒绝了。他知道的至少有三四次。

他的朋友们不希望他这样激烈的缘故是,替他的身体担心。他有糖尿病,身体不佳,又是孤单单一个人。

博物馆的名字换过多次。最初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到“文革”时期是“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文革”后改回“地主庄园陈列馆”。1996年,改成今天的“刘氏庄园博物馆”。

刘小飞多年来的义务讲解,或许也有其实地效用。福特轿车由庄园的参观入口挪到了最后,标牌也不再标明是刘文彩所有。

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谭松,是被“刘文彩的孙子”之名引来的又一个外人。从2008年起,他每年都来安仁镇做民间调查,先后访问了约三十名刘文彩当年的长工、佃户和邻居,得出的结论与胡平和鄢烈山等人基本一致。但他也不赞成刘小飞“义务宣讲”的做法。“这样很容易跟博物馆关系搞僵。”

刘小飞点评历史的激烈态度和不时冒出的脏话,让谭松更反感。作为一名文史研究者,他持这样的观点:历史最忌讳感性。

“他的思想被禁锢在过去那种宣传定势里了,非好即坏,非黑即白。”谭松说。“你不能用‘文革’的语言去批判‘文革’,用红卫兵的方法去对待红卫兵。”

永不会使用的棺材

如今,刘氏家族的3位名人一起坐在庄园博物馆的入口大厅里,外貌光鲜,嘴角上扬。

博物馆对3尊蜡像的身份注解很简洁:刘湘是“抗日将领”,刘文辉是“共和国部长”,刘文彩是“庄园主人”。门口,小贩们在卖着凤凰卫视录制的纪录片《大地主刘文彩真相》,对刘小飞的采访也在其中。

1966年4月22日,郭沫若参观《收租院》之后,即兴填了一首《水调歌头》:“一入收租院,难忘阶级仇。大邑土豪恶霸,暴发一家刘。水牢地牢连比,长枪短枪无数,随意断人头。苦海穷人血,粮仓地主楼……”字幅被装裱起来,挂在雕塑即将结束之处。

如今,这首词只剩下最开始的两句,“一入收租院,难忘阶级仇”,后面的都不见了。但他的夫人于立群同时题的字还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记阶级仇,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雕塑展的最末端,挂着当年主持创作这组雕塑的温江地委宣传部长马力的照片,但丝毫未提及他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经历。

在馆外,更完全嗅不到充满政治斗争味道的语句了。博物馆巨大的招贴画上印的广告词是:“铸就中国传统地主庄园巅峰。穿越历史馨香,百年神韵,风华如故。”还树着一家楼盘的广告:“续写刘氏庄园百年传奇。传承人文精华,撷采光阴。”

展览的最后一个部分是刘氏家族的棺材室。十几口涂漆描花的棺材躺在一间屋子里,标明这是刘文彩为自己及家人准备后事之用。其中还有一口属于刘小飞的父亲刘元华。作为刘文彩的儿子,这位88岁的老人熬过了“文革”中那段被批斗、被殴打的日子,几度自杀而未死,今天仍然健在。无疑,他将永远不会享有这口棺材的使用权。

“有我的吗?这个我真不知道。”刘小飞问。
南方人物周刊 冯翔 发自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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