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立场》作者:于建嵘

《底层立场》是中国当代最活跃的政治社会学学者于建嵘先生的最新文集,囊括了作者近年来发表在各大报刊上的重要文章。作者从农民工和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问题入手,探讨了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村民如何自治、基层政权的困境和信访改革以及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危机,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知,以及呼唤社会真正和谐稳定的拳拳之心。

面对着中国现实的许多问题,作者认为:“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原则。只要是合法权益,就不能以任何名义剥夺,只能是公平自愿的交换。一个和谐的社会,是绝对没有以剥夺部分人哪怕是少数人合法权益的‘民心工程’的。”

于建嵘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前沿地带游刃有余,还得益于他与底层立场相关联的底层心态、底层智慧及底层边界。他用谦卑敬畏的学者良知正大光明的研究当代社会的真问题和真学术,用真诚的心灵和理性的思想感动了无数底层的百姓和政府的官员,堪称颇具现代意义的空谷足音,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和社会和谐奠定了理论基础。

内容简介

Ⅰ农民工是谁家的孩子让农民工不再漂移农民工是谁家的孩子?失业就得自己承受?农民工养老保险为何遭冷遇?农民工养老保险需要制度创新何必僵化处理第一代农民工养老难题返乡农民工创业要量力而行农民工返乡的社会压力和对策农民工培训券动了谁的奶酪剥夺穷人生存权就会同归于尽深圳代市长“农民工”观的希望与缺憾不是“人道关怀”,而是政府责任

Ⅱ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城镇化要以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为前提不能把土地流转当政绩土地应真正成为农民的财产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农民土地流转是农民的法定权利以制度性安排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公司掠夺农民与政府掠夺一样可怕民心工程也不能违法占地农地冲突将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学者和庸医及农民的鲜血

Ⅲ村民如何自治让农民组织起来守护农民的利益新农村建设需要新的农民组织村民选举中的问题要靠坚持自治来解决要合理地确定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边界要警惕村民自治权对农民个人权利的侵犯要警惕宗族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把持和对抗传统组织资源与村民自治村庄非法选举是利益和制度的博弈村民自治不是民主的怪胎农会与新家村建设社区发展是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工程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当代中国农民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乡镇改革需要制度创新社会自治是乡镇改革的方向

Ⅳ“三农”问题的关键何在“三农”问题的关键何在?30年中国农民的得与失大邱庄与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应是一项基本国策如何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四没有”关爱农村最困苦的群体李昌平的难题农民致富中的政府责任

Ⅴ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出路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出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利益冲突与管治困境治乱之要,其本在吏防范社会泄愤事件要治本如何走出施政和维权的暴力困境?群体暴力袭警案何以频频发生不能用社会敌意事件误导社会王帅案中谁更应道歉要重视群体事件中群体心理化解民怨需要系统的制度建设——石首事件反思慎用公安和武警这个“灭火器”有一种抽象愤怒从网民调查团到中央巡察专员制度解决利益冲突需要公平公正的社会规则劳资和谐需要制度建设如何让全总的通知落到实处出租车罢运、公司制与政府管理理念共度危难更要解民生之多艰

Ⅵ信访改革需要新思维保障公民信访权利是一项宪政原则从信访“销账”看县级党政领导政治责任的缺失谁在承受截访的成本?“信访一票否决”是权力迷信数据的结果总理亲自接访又如何?国家信访局官员常驻省市不值得期待大学设立“信访专业”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惊闻老上访户大都成了精神病支苗们是如何为孙东东辩护的?警惕信访制度的进一步异化如此花钱买不来真正的稳定拘留进京上访农民的责任者应被问责“陪访制”不值得提倡信访制度改革需要新思维

Ⅶ基层政权的困境要重视农村基层干群关系中的信任危机要“党性”还是要“人性”超越省管县县政自治才是治本之策县政改革请自改变“异地为官”始县政权力悖论凸显体制困境县纪委扩权也难承监督地方党政之重“省管县”难破县政困境县政改革的方向是民主自治如果程序公正,十八岁当市长也行“减副”须先减负且要依法“于都事件”的历史教训当纪委成为了股东,我们还可以信赖什么?抽烟文件背后的权力逻辑好人主义盛行的忧思网络时代需要有更高的执政能力政治问责需要放权和赋权城乡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应该速行改变政治增压机制

Ⅷ在底层发现政治在底层发现政治底层社会的政治逻辑对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几本书改革与法治及解释权“全民低保”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什么逼得我们在自己的房里暂住?谁在教城管“打人不见血”城管的“失职”与“变质”城管与执法对象之间不应是暴力的比拼如何让山西省长们不再老泪横流与民争利的出租车新政可以休矣维权民众为何常演跳桥秀?户口农转非要有利于民

Ⅸ权利、良知与责任30年来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变迁法学博士不知遇罗克是一种遗憾公盟的困境是我们社会的悲哀呼唤手抚良心头顶权力的资本精神寻找为新闻立法的张宗厚先生责任与良知:中国学者30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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