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后,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少得可怜。但是有一个横越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名词,被全世界广泛使用。它起源於中国,发扬於西方,而又「出口转內销」,应用於中国。这个词就是我们常说的「洗脑」。

我們怎樣被洗腦?

——專訪牛津大學研究員凱瑟琳·泰勒

沈达明 2011-09-30 16:42

在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爭(韩战)中,联合国部队惊异的发现,有些被共產党俘虏的士兵,突然信仰了共產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竟纷纷詆毁自己的祖国。一个中国人私下说,这是因为共產党的「思想改造」给战俘洗脑了。美国记者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听到后,將这两个中国字翻译成了英文。

经他翻译和解释之后,美国社会喜欢上了洗脑(brainwash)这个非常形象的词语。在美国人眼中,不仅共產主义的政治宣传是洗脑,资本主义的商业广告也是一种洗脑。《纽约客》杂誌还刊登过丈夫被妻子洗脑、孩子被父母洗脑的漫画。

1961年,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立富顿(Robert Jay Lifton)出版著作《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中国的洗脑研究》(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正式为洗脑下了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定义。

他专程来到香港,採访被中共释放的战俘和传教士,並在书中用实例详细分析了洗脑的方式、意义和影响。从此,洗脑一词从街头巷尾的调侃,正式步入学术殿堂。后来,洗脑一词又从英文翻译回了中文,在中国社会开始流传开来,不过人们对洗脑只限於字面的熟悉。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这正是洗脑一个重要方式——重复。去年年底,央视名主持白岩松在江西財经大学演讲时,当着数百学生的面,脱口而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许他知道这三年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也许他知道三年的大饥荒纯属人祸,也许他这么说不过是习惯使然。

我们从小到大反覆听到的词汇,领导说,老师说,父母说,你也说,他也说,慢慢地,习惯成为自然,最后人祸变天灾,「自然灾害」一词深入人心,成了真理,顛倒了黑白是非。即使真相大白后,我们被洗脑的思维仍然很难扭转过来。

拥有话语权的个人或团体掩盖和扭曲歷史事实,人为灌输的意识形態便悄然深埋进我们的潜意识,隨之改变我们的价值判断。这种典型的洗脑,往往最先从语言灌输起步。

2004年,牛津大学的凯瑟琳·泰勒出版了《洗脑:思想控制的科学》(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详解了洗脑的科学原理。她认为,人类大脑推理和认知的神经科学(neutroscience),证明了思想是变动不居的。而生理学可以解释,某些存有通顺的神经轨道的大脑,对於新的信息和创造性刺激易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当同样的教条语言(如「三年自然灾害」、「资產阶级反动派」等许多不符事实及带强烈意识形態的词汇)被有意的、重复不断的灌入我们大脑,令我们的神经元之间更加畅通,从而影响、动摇和改变我们的感情和信仰。

泰勒博士在接受《阳光时务》专访时说,今天许多国家的政治洗脑都属於欺骗型洗脑,不再是暴力型洗脑。欺骗型洗脑的特点就是限制人民自由获取知识,在一言堂里只许存在绝对正確的某一学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只有尽可能从不同渠道获取资讯,培养独立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认清並警惕洗脑的技巧和手段,才可以保持我们的精神和信仰,抵抗住恶意的洗脑教育。

问:被洗脑的人康復以后,洗脑带来的影响是否还会遗留?

答:首先,这要看如何定义洗脑。如果你所说的洗脑,是在好莱坞电影《谍网迷魂》中出现的那种人格改变过程,那么洗脑的貽害就没有。但是,如果你说的是发生在韩战中的洗脑,那就有。这是一种带来创伤的过程,並且有可能影响一个人很久。据研究,接受过思想改造的美国老兵,在战爭结束后得精神疾病的概率很高。

问:在中国,大多数的学校都会教授传统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称为思想品德课。请问这与罗伯特·立富顿(Robert Jay Lifton)定义的洗脑有什么区別?

答: 立富顿研究的思想改造,当时发生在青年营、学校这类地方。思想改造是强制高压的,特別是对待监狱囚犯。像集体自我批评、剥夺睡眠、肉体虐待等等手段应用到了极致,说是教育,其实更像是心理折磨。並不是说一些核心的手段现在有所不同,你会发现很多方式都在被不断的使用,比如说服一个人要用的多种方式。其实,最大的不同还是程度上。

问:不同的人遇到洗脑,是否会有生理学上的差异?比如 ,有些人的大脑会不会对洗脑更抗拒?抵抗洗脑的 「自由意愿」在神经科学上是否具有多样性?

答:你要知道,现在很难进行试验性的研究。道德委员会现在不允许了。我们已经有的歷史上的证据显示,拥有健全的个人信仰的人更抗拒洗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有极端意识形態引导的行为。当被质疑的信仰和一个人的身份密不可分,改变一个人的信仰是一件很难的事。如果受害者认为:「我不是相信某种东西的某类人」,对这种人洗脑,比起让一个人相信他从没接触过的东西,更加困难。

问:爱国主义宣传和政治压迫在中国替代了「思想改造」(可能监狱和劳教所除外)。据你所知,洗脑在中国社会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与几十年前有什么不同?

答:还是要说如何定义洗脑。有些核心的方法反覆被使用,来说服他人並改变他人的思想,例如强烈情绪、控制感官输入和行为输出、不確定性、重复,以及对受害者生理和社会隔绝。一套说服手段在利用这些方法,从最温和的谈话到极端高压的洗脑折磨。这些手段仍然存在,儘管名称可能不同。是否会被推向恶毒的极端洗脑,取决於社会的接受程度,或者说,取决於谁在监控。我不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专家,但是我怀疑,中国社会类似於其他某些社会,在这类社会中,公眾能够接受的程度与威权政府私下做的差別很大。

问:你能否简述一下,FACET反洗脑模式的科学基础是什么?

答: FACET(自由,中介,复杂,结果非手段,思考)依靠我们所知关於人脑的几样东西。

第一,中介和自由是人类行为非常重要的驱动力。控制感和自我感强烈地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关係以及我们如何行动。

第二,我们的大脑在根本上很懒惰,或者说有效率:大脑进化后,在处理信息时將气力最小化。洗脑手段利用了大脑对输入输出之间的简单路径的欲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意识形態都有非常容易陈述的核心信仰。不过,当你仔细去看,它们往往复杂得多,甚至毫无意义。我所说的复杂性,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简要的陈述。要注意的是,正是在思想改造中,洗脑者试图去改变教条。长时间的集体自我批评,討论,辩论和说教,重点全都是要摧毁对方意识形態的可信度。但是,当任何一个信仰系统成为某个个人、团体和国家的神圣核心,对该信仰系统的批评往往都会失败。

第三,我们倾向於把其他人看作为达到某一结果的手段,而非结果本身。所有伟大的宗教,还有一些伟大的哲学,都对这一趋势发出警告。我把它叫做「他人化」(otherisation),因为它强迫我们把他人看成非我族类,认为他人不同而且不如我们。我在第二本书《残酷》(Cruelty)里面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

最后,回到我刚才说的,寻找从感官输入到行为输出最简单路径的大脑进程。人类通过思考自己在做什么,有办法阻碍这种流动,即使是在习惯性的环境下。你应该知道这样的现象:你边弹钢琴边去想你的手指在做些什么,你会搞砸你的表演。这种「停下思考」(stop-and-think)与脑部前额叶皮层功能激活(prefrontal activation)相关,当人们在学习技能之时很高,当技能成为习惯后减少。这个功能既可以用来挑战行为,也可以用来挑战信仰。

问: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宣传和媒体操控的地方,我们怎样才能防范被政治权力机构洗脑?

答: 第一步要想一想洗脑对他们產生什么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一系列想法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被他人强加上去。在书中,我討论了两种洗脑:强迫型的,通过外在暴力的洗脑,和欺骗型洗脑。在严禁虐待他人的情况下,后者更常见。

但很明显,只有在目標没有发现被改变思想的意图之前,才起作用。所以,是否能意识到你在被洗脑才是重点。小心交易的陷阱,注意情绪、不確定性和重复是否被利用,因为它们会刺激一个人的反应。这是一种令人去做、令人相信的心理现象,產生出刺激物的反作用。想要消灭別人控制你感官输入的意图,就多看看其他的消息源,而不只是政府提供的。想要减少对意识形態无可挑战的神圣感,你就嘲笑他们。最重要的是,开发出很好很强大的、清晰的替代信仰,隨时准备做脑力劳动来捍卫它,而且不要一个人试着去做。志同道合的风险承担者和社会支持最重要。

问:像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存在排外的爱国主义情绪,比如反美。请问,这是不是洗脑的结果?为什么?

答:欺骗型的洗脑比暴力强迫型洗脑更多一些。一个明显的敌人,是严禁別人批评你自己的政策,因为你可以把这种批评看作是对组织的背叛——一个存在的威胁,从而令严厉的惩罚合理化。

问:在洗脑的科学领域中 ,有哪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答:正如我之前所言,你不能洗他人的脑,即使你是知名的科学家。我並不是因为要隱藏什么秘密研究,比如从关塔纳摩或其他地方对犯人进行可耻对待得来的。在这些地方,犯人被心理虐待(不光是被美国人,还有其他许多国家都故意模糊调查和虐待之间的界限) ,而是因为没有知名期刊会发表这种研究。你应该知道,在美国参加调查的心理学家和医生受到了他们同事的强烈谴责。

虽这么说,我们仍在研究更多的关於说服的几个关键部分,像情绪如何影响大脑,信仰如何建立並巩固,信仰和个人身份之前关联的强度,以及团体的重要性。
原载《阳光时务》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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